工夫不够，这是事实；可是，要是我们下到工夫，我们每天得到的工钱就更少了，我们挣的钱本来就不够我们吃饱饭的，而那样就更没办法了，会一下子把您的工人全赶跑的。多给一些工钱，我们以后就会把坑木支好，我们就可以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就不会拚命只顾挖煤了。没有别的办法，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花钱……可是您想出的是什么办法？那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您知道吗？您压了我们两个月的工钱，您又降低了每车煤的工价，还硬说降低的工价，将由另付的坑木钱补上。假如真是这样，我们还可以少吃一点亏，因为支坑木是最费时间的事。但是，使我们气愤的是，事情并非如此。公司根本没给补上，事情并非如此。公司根本没给补上，只是从每车煤上多抽出两生丁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事情就是这样！”

    “对，对，这是事实！”

    俱乐部其他代表都为赵老爷子叫好。

    躲在一群中的江大帅也忍不住为他叫好。

    现在，老爷子已经说开了头，话从心里自然而然地往外涌，有时候连他自己听着也很惊讶，好像是另一个人在借他的嘴说话似的。这些都是他的肺腑之言，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他心里积存了多久的话。他讲述了每个矿工的痛苦，讲述了艰苦的劳动，讲述了牛马般的生活，讲述了孩子老婆在家里叫饿的情形。他提到最近几次领回的可怜的工钱，又是罚金，又是停工，所剩已寥寥无几了，拿回家里以后家家都放声大哭。他的儿子遇到矿难，竟然没有钱做手术，差点死掉！难道真的决心要把他们置于死地吗？他，是没有活路了，才选择的罢工这条路！

    “二位矿长先生，”老爷子最后说，“我们到您这儿来，是为告诉您，如果横竖也是饿死，那我们宁肯坐着饿死，这样还可以少受点罪……我们既然已离开了矿井，那么，只有公司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我们才会下井。公司要降低每车煤的工钱，坑木另行付款，而我们要求一切照旧，并且要求每车煤再增加五生丁……现在就看您是不是讲公道，是不是愿意恢复工作了。”

    “就是这样！”一些矿工立即应声说道：“就是这样……他说的正是我们大家心里的话……我们只要求讲理。”

    另一些没有说话的人，也都点头表示赞同。

    “好哇，你们也要容我说句话嘛，”矿长李寿铨、发火了，终于喊叫起来。“不管怎么说，要说公司每车煤多赚两个生丁，那不是事实……我们算一算吧。”

    工人们也火了，接着是一片混乱的争论。

    “单先生，”副矿长舒修泰说：“你们要是一齐说，我们就永远也谈不好。”

    矿长李寿铨和副矿长舒修泰又恢复了镇静和在严峻中并不显得粗暴的礼貌，这是一个管理人接到命令，并且要人遵守这一命令的那种态度。

    从谈话一开始，矿长李寿铨、副矿长舒修泰就一直盯着单立励，设法要使这个年轻人不再保持沉默，所以他不再争论两生丁的问题，突然把话题扩展开来。

    副矿长舒修泰说：“你们应该承认事实，你们受到了可恶的煽动，现在有一种瘟疫，在所有工人中蔓延，腐蚀着最老实的工人……哦！我不需要任何人公开承认，我自己看得清清楚楚，你们从前是那么安分守己，现在有人把你们教唆坏了，不是吗？有人答应改善你们的生活，说现在是该你们当家做主人了……最后使你们加入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工会’，那是个土匪组织，他们的美梦就是要毁灭社会……”

    这时单立励打断了他的话：“您弄错了，矿长先生。安源的矿工还没有一个人参加。不过，假使有人逼着他们参加，那么所有的矿井的工人都会参加的，这完全取决于合同。”

    于是，一场论战就在单立励和两位矿长之间展开，就像别的矿工都不在那里似的。

    “公司是工人的靠山，你不应当威胁公司。今年，公司花了三万给工人建造住房，公司连百分之二的费用也没收回来……你很精明能干，短短的几个月就成了一个熟练工人，要是你宣传宣传这些事实，岂不比跟一些名声不好的人来往要强得多吗？是的，我指的是俱乐部，我们不得已把俱乐部解散了，那是为了把我们的矿井从工会的毒害中拯救出来……一定是工会的人怂恿你建立互助基金会的。假使这个组织只是为了储蓄，那我们是同意的。但是，我们觉得这是反对我们的一种武器，是支付斗争费用的备用基金。说到这点，我应该再说一句，公司要求对这个组织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