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华夏人民解放军建国后的辉煌篇章将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继续谱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建国前我们孱弱的祖国母亲被列强凌辱的过去，尤其是那个时刻具有狼子野心的倭寇的国家，我华夏近代百年屈辱史到处都有这个龌蹉民族存在的身影……”靳文勇继续着他们的演讲，这次他们现身说法一方面是以自身为鉴让师弟们能够了解部队的纪律，一方面也是向下面这些未来的士兵们普及一下军史以及增强一点他们对当今国际局势的认识……

    “2019年是甲午战争失败125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同时纪念一场败战和一场胜利，这是一个世界奇观。

    这是在同一个战争舞台上，与同一个对手，在不同时空进行的两次生死决战。第一个回合，日本胜了，晚清被打倒在地；第二个回合，华夏绝地反击。日本放下武器，彻底投降。

    第一个回合，华夏军队装备精良，数量占优，依托后方本土作战，为什么一败涂地？第二个回合，华夏处于全面军事劣势，却赢得全面胜利，这又是为什么？

    间隔半个世纪的这两个问号里包含着的历史秘密，不仅是解开今日华夏诸多现实疑问的锁钥，也是我们能否真正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而坚定实现华夏梦信心的关键。

    甲午战争败在“私”抗日战争胜在“公”

    甲午战争是朝廷的战争，败在一个私字，私则弱，弱则败；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胜在一个公字，公则强，强则胜。

    晚清华夏最根本的败因是在“心”上。晚清华夏不是被战败的，而是被吓败的。一个大国被小国吓败，这才是真正令华夏万世蒙羞的地方！

    甲午战争几乎每一个阶段，从国力和军力等硬指标上看，清朝都有战胜日本的条件。琉球外交事件初起，清朝有先发制人，除患于未然的战略机遇；战争初起，清朝可集中海军主力主动出击直捣长崎，回头兜击日本舰队。陆军守平壤，大军入朝决战全歼日军；第二阶段，日军进攻辽东，清军可坚守大连、旅顺，北洋海军主力尚存，可抄后路，陆海夹击。即使五战尽墨之后，清朝还有坚守北京城，以待勤王之师，聚歼日军于东北、华北之间，同时外交策俄断日后路，或迁都再战的全胜选择。但是，它一次机遇也没有抓住，惶惶奔逃，匆匆认输。

    由于日本所提《马关条约》条款过于苛刻，当时朝野多主张拒和、迁都、再战。为什么清政府不敢继续和日本打下去？一是辽东祖宗陵地已在敌手，怕遭羞辱，内心已恐；二是北京经营多年，有着无数的珍宝，怕再遭蹂躏；三是经历太平天国“誓杀清妖”，清廷对深入汉地心有余悸，迁都怕生不测。都是心病！权衡再三，赔款割地，负担是全国人的；迁都再战，损失的却是朝廷自己的珍宝，甚至有可能是朝廷本身。于是同意接受强盗的勒索！

    此时的李鸿章，在大办洋务中发了大财，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其中相当数量的银子还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他害怕继续与日本开战，自己的劣迹被揭露，于是不顾当时朝议和千秋骂名，上下其手，力排众议签下合约。李鸿章就是晚清统治阶层的缩影，它身上折射着的就是王朝颓废的死光。

    在反思甲午战败的文章中，有关于北洋舰队装备落后，没有速射炮等说法。这个理由即使成立，也只能为甲午战争中黄海一战的不分胜负做解释。可是，另外四场陆地战役惨败怎么回事？

    由六十余座炮台要塞群构成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防御体系，因地势险要，火力强大，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即使清军在所有的地方都战败，它也应该在这里赢得一场绝对的胜利。

    但是，清军总共只打出2发炮弹。主将早就弃阵而逃，士兵也都弃枪而散！一百多门崭新的克虏伯大炮、二百多万发炮弹、三千多万发子弹全部成为日军不战而胜的战利品和进攻华夏的利器！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华夏狂潮，而清朝内部也迅速分化，各行其是：王朝建新陆军以苟延残喘；改革者欲抛弃老政府重组新内阁；革命者想彻底掀翻体制；农民搞义和团扶清灭洋；一批知识分子成为带路党，搞报纸、刊物等新媒体，抨击时政，宣传革命。大清国意识形态一片混乱，喧嚣中新军拿起枪来，轻而易举地结果了清朝性命。

    封建统治阶层的颓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精神上不思进取，生活上骄奢逸，贪贿无度，外交上奴颜媚骨，军事上懦弱退让，不敢主动出击，全力迎击。由此带来民风败坏，社会整体堕落。

    1901年光绪在诏书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这个“私”字和“利”字的含义就是。政府和军事指挥者各怀私心，不可能总是掩耳盗铃地让一线官兵同仇敌忾。官兵私心一生，于是军心瓦解，一败涂地。

    这是一种华夏病——其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的颓废”，在华夏古老政治肌体上引起的综合并发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混沌、失衡、无措、衰朽——我称之为“政治植物人综合征”，病症如“眼”科：视野短浅，目光狭窄；“心”“脑”科：思维陈旧，苟且偷安；“精神”科：没有核心价值观，萎靡不振，畏敌如虎；肢体部分如官僚病：自私自利，无度；文人病：文弱无耻，空谈漫议；军人病：贪污浪费，惜死顾身。其他还有如富贵病——贪图安逸享乐的生活；社会病——全民堕落等。

    力由心生。心已败，何来力？

    边界冲突军事失利，晚清只求战事早日结束，甲午战役就此变成甲午战争。签下《马关条约》，晚清以为日本心满意足，日本却由此生发灭华之心。

    抗日战争就是甲午战争的继续。

    令人扼腕的是，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华夏政府和民众的整体精神状态居然和甲午年一般无二。

    1931年，日本关东军密谋“九一八”事变。对此早有觉察的张学良却电令其部下“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

    蒋介石对当时华夏人精神状态的评价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回忆：蒋在“九一八”事变后说：“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领袖如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