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段祺瑞的做法不同，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在印度搞什么长治久安，或者千秋万载一桶浆糊。

    段祺瑞在印度的表现是有原因的。也的第七师从来就不是嫡系部队，从中央拿到的待遇自然也提不上台面，但是他同时又肩负着靖边的任务，总参也不能既让段祺瑞跑又不给他吃草，反正叶知秋也地方各省的控制力不行，干脆就允许段祺瑞在云贵两地征收边税。

    实际上段祺瑞要养军，当然不能光靠收税过日子，当初第十二师的侯硕就曾经通过他买过英国步枪。

    正是因为有这种经历，所以段祺瑞在吴畏上台后做事一直谨慎小心，生怕被他抓住小辫子新帐旧帐一起算。

    再加上他又有股文人的性子，比较看重名声，总想着开疆拓土，打着将印度纳入共和国版图的主意，所以才会在印度占领区采取怀柔的政策，没想到反而让吴畏非常恼火。

    王启年和蓝晓田就完全不同了。这两个人既然肯重新出山，心里对吴畏自然是毫无芥蒂。但是两个人改朝换代的意图已经破灭了，对于回国的前程和身后的名声就没那么看重，所以虽然重回战场手握重兵，但是也就仅限于如何更好的完成任务，并不会分心为自己谋划。

    所谓无欲则图，两个人不为自己打算，自然就可以对现在的战场看得更清楚。再加上蓝晓田眼光极高，当初连顾雨这个顶头上司都看不到眼里，对于印度人民的素质自然更加深恶痛绝。在他给吴畏的报告当中明确指出这块地方有价值的只有土地，如果一定要搭上人口的话，那么不要也罢。

    既然思路一致，吴畏当然立刻就批准了两个人的报告，但是却否决了蓝晓田提出在种姓问题上做文章的建议。

    他在给王、蓝两个人的秘信中指出，印度的种姓制度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稳固的阶层和利益群体，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如另辟蹊径，从民族问题上做文章。

    在这封秘信当中，吴畏给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包括促进印度各民族自治；保证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教育资源有目地的向少数民族倾斜；对少数民族素质没有达到主体民族水平之前，放宽对少数民族的法制要求，少抓人少处罚放宽量刑标准等等。

    同时还要求印度占领军当局大力支持印度民族的发掘工作，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帮助已被同化的民族恢复本来身份，包括但不限于帮助印度种族人民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字和语言。

    王启年和蓝晓田接到这封秘信后，相顾无言，都觉得吴畏此人心机深不可测，处乱世可谓妖人，处治世则谓人妖。

    吴畏提出的指导意见当然不可能直接下发执行，所以王、蓝二人又经过深入研究细化，制定出《关于印度民族自治暂行办法》，开始在印度全境推行。

    由于在这份文件当中，军管当局对于民族自治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政策，让很多对自己处境不满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看到了希望，于是很快就在印度大陆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

    虽然这次运动一度曾经被印度地方领主视为威胁而遭到武力镇压，但是在占领军当局迅速介入后，大部分领主开始转为主动推动民族建立，绞尽脑汁为自己治下的地区发掘少数民族。

    在占领军当局的放纵下，印度大陆的民族数量以爆炸般的速度增加，大多数时候，只需要收集十个人以上的名字并且编造出一个用于登记的民族名称，就可以在当局备案，并且获得一块地盘用以自治。占领军当局默认大的地方领主继续管辖自己传统领地的少数民族，并享有这些民族享有的权利，条件是这些领主必须是自己领地当中某一个民族的成员。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大量冲突，只要确保不会把第三方卷入进去，占领军当局一律不干涉当地民族内政。随之流血冲突的增多，很多本来从属于同一领主的民族之间也开始出现裂痕，各民族忙于内斗，对一直坚持主持公道的占领军当局越发顺从。

    到一九四零年，共和国彻底退出印度大陆时，印度大陆已经拥有五百六十多个民族，并且在一九二零前后就已经自豪的宣称消灭了造成了印度人民沉重灾难的主体民族，实现了五百六十个民族大团圆。

    因为要确保各民族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所以在印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席位并不是按照人口划分的，而是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席位的原则分配。这直接导致了从一九四零年国大开使工作到一九四五年的五年间，印度国大没能通过任何一项全国项的议案。

    当然这些就和共和国没什么关系了。作为一力打造出这种局面的共和国领导人们，他们给予了印度人民充分的自由和民主，让恒河流域的人民沐浴在现代文明的光辉当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之后，悄然退出了这片土地，只流传下无私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