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之后，张然直接来到了剧组的会议室，准备开会讨论明天的工作。

    由于距开会还有一段时间，张然就让工作人员播放白天拍摄的镜头，看镜头剪辑在一起后的效果。这几个镜头，演员表演非常出色，拍摄得也很好。但和前面拍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后，张然感觉有些不协调，尤其是那个长镜头。

    张然正思考该怎么办，赵飞进来了。张然跟赵飞打了个招呼，把剪辑好的影片放给赵飞看，然后问道：“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长镜头有点不对？”

    赵飞诧异地道：“我觉得很好啊！这个镜头是主观镜头，通过镜头的抖动，我们能够感觉到拉贝内心情绪的变化。比如看到百姓被一枪打死，镜头就猛地抖了下，我们能够感觉到拉贝被吓了一跳。到了街上，看到东瀛兵打砸抢，尤其是无视德国旗帜，洗劫德国商店的时候，镜头轻微抖动，显示出了拉贝内心的愤怒。这个镜头对话不多，但通过镜头的抖动，我们能清楚的感觉到拉贝内心情绪的变化，整个镜头非常完美，怎么会有问题呢？”

    张然皱眉道：“这个镜头很漂亮，很精彩，但我总感觉电影味太浓，手法太现代了，没有3，40年代老电影的那种感觉，和其他镜头组合在一起，显得有点不真实。”

    赵飞很喜欢这个镜头，辩解道：“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观镜头在3，40年代是有的，说不上太现代。至于电影味浓，是有一点。但这种处理手法效果很好。就像《辛德勒的名单》里面的红衣小女孩，电影味很浓，很戏剧化，但效果非常好。拿《钢琴师》和《辛德勒的名单》来说，《钢琴师》更加内敛、更加真实，而《辛德勒的名单》有很多人为煽情的地方，显得有些虚假。但观众吃这一套啊，《辛德勒的名单》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比《钢琴师》要大得多。我们拍这部电影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件事，肯定是观众越多越好，有些手法可能不那么真实，但只要效果好，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张然最初在设计这个长镜头的时候，也是这么考虑的，觉得为了让电影的效果更好，让其中某个镜头花哨点，也是可以的。但随着电影正式开拍，当他感觉自己真正走进这段历史后，他就有点无法接受这种手法了：“我们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东西和《辛德勒的名单》不同，而且从叙事结构来说，我们这部电影的故事在不同的时空中切换，本身就偏戏剧化，如果在视听语言上使用过多技巧的话，会影响电影的真实和严肃性。拉贝和魏特琳部分，我觉得必须让影片像是在3，40年代拍摄的，那时的摄影机笨重、难于活动，很难拍出这样的长镜头。”

    赵飞觉得用长镜头效果好，但又觉得张然的话也有道理，建议道：“既然这样，那我们换一种方式，用最朴实的镜头再把今天的戏拍一遍，然后再看效果如何，哪种效果好，就用哪种。”

    张然点头道：“那我们讨论一下，这场戏用最朴实的方式该怎么拍。”

    第二天剧组重拍了这场戏，这一次张然他们用最朴实、用近乎纪录片的手法拍完了这场戏。剧组演员知道这是张然拍电影的习惯，在拍摄的过程中，他经常会让某部分戏重拍，甚至是全部重来。大家都没有抱怨，非常配合的完成了这场戏。

    在随后的拍摄中，张然坚持了自己的理念，要求最大限度避免各种“电影手法”，要求电影的视听语言真正做到朴实无华，尽量看不到导演的痕迹。在拍摄的过程中，张然在看监视器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不行，电影味太足了，不能这么拍。”

    有场戏是东宝映画社派人到难民营门口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然后由摄影师白井茂把这个场面拍成记录片，进行宣传。但在同一时间，一伙东瀛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12个妇女。赵飞建议先拍难民营门口发糖的东瀛人，然后用摇臂或者无人机将镜头摇起来，拍东瀛兵翻进院墙，到大楼里强奸妇女，通过对比将东瀛人的虚伪和无耻的展现出来。但张然坚定不同意，他认为3，40年代没有无人机和大型摇臂，拍不出这么花哨的镜头。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便进入2月，春节就在眼前了。

    《正义天使》剧组是个“小联合国”，外国工作人员非常多，工会成员非常多，因此剧组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都严格遵守工会要求。每天的拍摄八个小时，周末会安排休息。像春节这样的重要节假日，剧组自然也非常人性的给大家放了其他的长假。

    去年的春节档过后，中国电影进入了寒冬。业界先是寄希望于暑期档，随后寄希望于国庆档，后来又寄希望于贺岁档，但结果是大家一次次失望了。现在大家有把希望寄托在今年的春节档上，希望春节档能够挽回颓势。

    今年春节档主要有三部大片上映，分别为周星驰时隔三年推出的新作《美人鱼》、香江众星云集的《澳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