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是“这种没本事挣钱养家的男人，要他有什么用。”

    女友还宣称“女人有三样东西，即使自己有钱也不能给自己买，那就是房子、汽车和钻石。若女人自己置办这些东西，那就意味着她做为一个女人活得太失败了。”我听后震惊，不满港女不愿独立自主、反而向往依附男人的心态。若我妹妹耳闻这番巾帼气短的言论，定认为这是女权运动的悲哀和耻辱，甚至会可怜她们是有待解放的一族。

    6你能否直接回答问题

    刚到香港工作时，起初当地同事与我聊天时显得相当害羞，常常仅拘谨地道声早安，有时顶多再客套上几句就走开了，这令我惊讶和意外。日子长了大家混熟后，香港同事才逐渐习惯与我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又过了几个星期，开始有香港人邀请我周末一同外出游玩，尽管那时我很忙但我不敢回绝，担心若我表示没空，港人会误解为我没兴趣与他们打成一片。来香港两个月后我已幸运地结交了几位不错的当地朋友，尽管香港朋友在我面前已成功地克服了“恐洋症”，但当他们遇见陌生的鬼妹时，大家的局促就又复发了。有天傍晚，三位港仔光临舍下，恰好有位北欧姑娘来此暂住。港男瞪着面前金发碧眼的洋小姐，个个都不好意思直视着对方交谈。于是他们转过身来向我打听：“她是哪国人呀？”、“她来香港是工作还是旅游？”、“她钟意不钟意与我们一道外出聚餐？”这种眼睛不瞅不睬当事人的交谈方式，对西欧人来说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当然我理解他们是因为害羞，我笑起来鼓励说：“她不是母老虎，有关她的问题，你们还是去问她自己吧，这是欧洲人的习惯。”

    对于港人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方面是，每回我请求香港同事、朋友帮个忙时，他们从来不会对我表示：“no, i 't(不可以)”尽管有时我询问对方时，他们完全是答非所问云山雾罩地兜来兜去，始终不肯吐出一个“不”字。这令不了解中国客套规矩的老外困惑，误为香港人回答问题实在不着边际。我这些年恶补过不少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待人接物的礼仪有点上路，但我仍然不习惯一个问题得不到正面回答。故我向港人提问时会加上句注解，比如我会这样开口：“我想征询你的意见，若你不同意，就请痛快地告诉我，这样对我来说比较明确简单。”轮到香港人询问我的意见时，他们会说：“咳，皮诺，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会不会生气？”我诧异地回答：“怎么会呢？你尽管问吧。”我顿悟了，原来中国人开场白的敬语是这样的。于是下一次我也照葫芦画瓢地询问港人：“若我想知道你的看法，你会不会生气呢？你是否可以给我一个直接的回答呢？”

    7你居然有个黑妹妹

    我的办公桌前摆了一幅妹妹的照片，香港同事端详着她好奇地打听：“这是你的女朋友吧。”我答：“她是我妹妹。”于是个个瞪起失惊打怪的眼神，低头看看照片又抬头端详着我探个究竟：“是你的表妹吧。”我又答：“是我的同胞妹妹。”受惊的港人，于好奇心驱使下继续往下挖：“你是在搞笑吧，你这么个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怎么会出来个，我的意思是说，你妹妹看上去和你真大不相同。”我气定神闲地解释：“当然不一样啦，因为她爸爸是非洲人嘛。”港人这下彻底被我击呆了，讪讪放下照片一言不发地走开了。我心知肚明种族城府保守的中国人心中的潜台词会多么地对我妈不敬，一定私下里议论：他妈妈居然与黑人有一腿，一黑一白两兄妹可真够滑稽的。可能中国人还会由此产生偏见，看，西方人就是“鬼”，性生活乌七八糟，家里什么颜色的仔都有，真是个畸形社会。

    有港人指着报章上的图片对我抨击西方的同性恋时发了如下宏论：“悉尼、旧金山是个肮脏的地方，遍地都是同性恋。男人跟男人搞、女人跟女人搞可真恶心，这些同性恋居然还在街头举行嘉年华化妆游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数国也真不讲伦理道德，居然允许一对同性恋结婚，北欧同性恋外交官的‘男妻子’，还公然享受外交官‘太太’的身份。咳！鬼佬毕竟是鬼佬，社会风气就是颓废。”我反驳对方说：“一个男人没兴趣与女人zuo爱，或一个女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这只是他(她)个人的恋爱取向，与异性恋者是平等的，纯粹是一个人的私生活。指责同性恋颓废了社会风气，根本是一派胡言。”如果西方人从未见识过中国夫妻公开亲吻搂抱，于是就此推测中国人从不zuo爱，中国人一定会嘲笑西方人对东方社会的荒唐无知。反之，中国人看不惯西方白人拥有黑人性伴侣，以及西方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宽容，由此下结论说西方人乱搞男女关系，同样是不客观的偏见。

    8西方人头脑中的香港概念

    有些西方人头脑中的香港概念颇滑稽古怪。我在夏威夷度假时，一对美国夫妻在当地的中国城边逛边发感慨：“这里的中国城简直就是个弹丸，香港的中国城可要大多了。”我在香港有位德国同屋，有天他抱怨港人的英语时评论道：“既然香港经历过英国一百年殖民地的洗礼，那为何香港人操的英语没有多少英国口音，反倒满口的广东味呢？”

    我最看不惯那些在香港住了20、30年的西方人仍旧是中文白丁，曾好奇地打听他们拒绝学中文的原由，有几位回答说：“在香港不懂中文照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因为所有公文、街道甚至大排档的菜单都有英文，这里是个国际都市。”我又问：“若不会中文肯定影响你们融入当地人社会，交香港朋友就困难了。”对方笑起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港人都会讲英语，只有那些女佣不会英语，如今家佣的位置已被懂英语的菲律宾女佣占据了。”对此我始终不敢苟同。过了不久，有位中文盲的英国人向我抱怨他家有线电视出了故障收不到bbc台，他致电有线电视公司，无奈怎么都与对方谈不清楚。事后这位英国人嚷嚷道：“他们的英语太差了，我听不懂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急忙问他：“你怎么不请一个香港朋友帮忙呢？”他叫起来说：“我哪里有什么香港朋友。”当时我心中的潜台词是：“咎由自取，谁让你抱残守缺地鄙视学习当地语言呢。遇到不方便的时候就只能大发脾气。”

    香港人的风水观念根深蒂固，浅水湾富人区一栋大厦的半腰，突然没头没脑地开了一个正方形的天窗，据说是风水师的避灾杰作。香港人在大兴土木之前绝对要请风水师前来考察一番，西方人的建筑设计图常常会因风水师的几句金玉良言而被改动，为此西方建筑师抱怨港人因为迷信而不尊重他们的创意。不过我认为，既然风水是香港人的“根”，我们就应该尊重本地人的文化风俗，其实中国人数千年钻研的风水里面学问大了去了。香港风水师常建议普罗大众如何选择“旺宅”，及如何居家布置，香港人接受了风水师面授机宜的定心丸后，至少精神和心理都安定了许多，不必再光顾心理医生了。

    9“煲冬瓜”的香港日子

    由于我会“煲冬瓜”(广东口音“普通话”的谐音，听上去如“煲冬瓜”)，在香港的日子里总能畅通无阻。出门我常与熟人寒暄，他们大都是居家附近超市、银行、邮局里的职员，我喜欢香港街邻这种浓浓的人情味。见了面香港朋友总客气地夸赞我：“你的普通话真流利，比我们讲的还好还标准。”我便笑道：“普通话不是普通吗？如今都回归好几年了，你们得抓紧恶补普通话才能赶上潮流。”

    随着香港回归普通话终于扬眉吐气了，商家都视大陆客为财神爷。有次我还临时当了回翻译。那是在电器店，店员会讲英语但不会普通话，而顾客粤语英语全听不懂。于是我便将店家的英语翻译成普通话，兴致勃勃地充当了中港两地华人的沟通桥梁。我的普通话成为独特的个人招牌，家门口的车仔面馆老板经常与我打招呼：“‘吸’(吃)过没有？”。我就边吃着面边指点他的普通话发音。周围人都夸赞我当地人缘好，我就学着中国人的谦虚劲说：“实际上都得归功于我嘴上的硬功夫。”

    眼下香港经济低迷，马杀鸡女郎(妓女之意，香港街头流莺的口头语是冲着目标喊一声英语ss，意思是按摩。)不得不以极具攻击性的方式揽客。夜晚我们这些单身外国男人，闹市里走过一条街来，常会遭遇到4、5位马杀鸡的邀请。对此，我都会用普通话对她们道声：“谢谢！不要。”每次我一吐出普通话，马杀鸡顿时呆若木鸡。然后有些缓过神来的女郎会追在我身后表示：“冲着你会讲国语，给你八折优惠怎么样。”还有一次更绝的经历，那晚我回家的路上，一位女郎突然蹿过来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我惊惶失措地躲闪着求饶：“小姐，咱不开这种玩笑，好不好。”她听后当即愣傻了。我接着推辞说：“我不好这个。”这下她误会了我的意思，赶忙说：“阿，我明白了。那我也能保你满意，我可以帮你招个靓仔过来。”

    香港操汉语的华人占96以上，然而香港的教育多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非母语教学引起极大争议，许多教育界人士力倡改革，但遭到不少学生家长的反对，他们担心母语教学会消弱子女的英文能力及影响其前程。这种仰视洋文鄙视母语的观念，致使一些土生土长香港人中文差劲的程度，连我这个鬼佬都替他们汗颜，也成为香港殖民社会的一个特色。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自小到大都在香港本土接受教育从未留洋，但她读中文小说因为太吃力，常常看不了一、二页就读不下去了。她写份中文传真也是提笔忘字，一个劲请教我中文字，后来我不忍心看她遭罪，干脆让她英语口述我代劳写汉语，搞得这位女士很是难堪。她解释说，其父母自小重视培养孩子成才，总督促她学好英语，至于她的汉语如何父母则觉得无所谓。这位女士弟弟的中文情形就更惨了，弟弟在香港接受了18年的洋化教育后，望子成龙的父母又将其送到加拿大，如今定居加国的弟弟与母亲间鸿雁传书都困难，因为他不会写中文信而母亲则是英文盲，唯一与母亲联络的方式就是打越洋电话。两代人于文字上无法沟通，简直是家庭悲剧。

    10发发发的奢华风气

    前几天我行在香港离岛海滨。忽瞧见海里一条小狗正乱扑腾挣扎着。视爱犬如家庭成员的西方人最看不得狗遭罪，我狂奔到岸边一条小舢板旁呼叫着：“我要用你的船。”船主也不示弱地回敬：“你要去哪里？先拿一百块钱来。”救狗心切的我赶忙上供了一张百元港纸。待将狗打捞上来后，我对船公说：“你看这么一折腾，我上班就快迟到了。你能否代我照料一下这可怜的狗，或者送它到宠物收养所去。”那老汉诧异道：“干吗送走呀？这是我自己养的家狗。”我一听忙问：“那你怎会让自家的狗落水不救？”对方回答：“这狗每天跳下去玩会儿，然后我再把它捞上来。”我来气了：“那你为何非收我一百块钱。”人家理直气壮地提高了嗓门：“是你自己疯疯癫癫地奔过来喊着要船，用船就得付租金呀，我当然不能白给你使。”

    对西方人来说，香港著名花絮之一要算这里人对顶尖名牌的热衷。西方游客在香港会被领到山顶豪宅区，观赏一辆停在院子里的名贵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更令西方人不可思议惊奇的是，此车的名贵并非仅车本身，吓煞人的则在于它显赫的车牌，车尾8888这四位不同凡响的数字价值，远远盖过了汽车的售价。而九龙半岛酒店，则以世界上收藏最多罗尔斯罗伊斯轿车著称。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奢侈相当不以为然，与其摆谱还不如用来赞助传播中国文化来得具价值和有意义。凡在西方读过汉语的老外都清楚，西方大学的东方学院里要算日语系最财大气粗，因为日本政府、财团为能够把自己的文化打入世界，常常不遗余力地投资。相比之下，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皆对资助海外中文教育反映冷淡，甚至与韩国人积极推广韩语走向世界的态度相比都相形见绌，这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1给老板擦鞋

    我来香港工作前，一位懂中文曾在香港工作过8年的莫斯科朋友告诫说：“中国人日常上班，最重要的不是本职工作干得多么出色，而是如何取悦于老板。”抵达香港后，一位曾在加拿大科研机构共过事的香港朋友也对我说：“香港与北美办公室的工作环境不一样，在这里最要紧的是让你的老板满意开心。香港人称其为‘给老板擦鞋。’”

    到香港一间大学报到后，我即开始领教系主任封建家长制的管理作风。起初我真是不理解，这位主任以往曾在美国工作过10多年，居然没能熏陶上丝毫的西方式开明做派，那些年的洋墨水都白喝了。事实上，系里同事们私下里给主任起了个外号“皇帝。”这位皇帝确实天天显现出一系天子之派头，比如通常在校园里遇见皇帝主任，你得赶忙颠颠地迎上前去主动请安。若你这个下属不积极抢先与其打招呼，那么主任大人就会假装没看见你躲闪开来。我从未见识过主任躬身问候过哪位下属早安。

    2任意反悔其承诺

    我原计划来香港做三个月的短期访问学者，两个月后系里决定给我一份两年的正式工作合同，应该说这是件大喜事。香港大学的高薪远胜于日本及西方各国名列世界第一，能够在香港大学谋得一席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被形容为是中产阶级中的打工皇帝。我提出的条件是，若接受这份工作，希望系里能同意我每年夏天回莫斯科度假三个月。两星期后的周五傍晚，系主任通知我说，他不同意度假三个月的请求。他表示：“你可以考虑一下，周一必须答复我要还是不要这份合同，若过了周一还犹豫不决，就视为自动放弃。”周一早晨一上班我即回复系主任，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份迫我放弃度假机会的合同。我的决定大出香港人意料之外，在场者个个惊呆了，他们不能想象一介“水深火热”中穷哈哈的俄罗斯人，面对80万港币的年薪居然无动于衷。

    我离任前夕，系里又提出留任我继续工作的建议，我当然再次重复三个月回莫斯科度假的条件。这次系主任松口说：“我们没办法在合同里明确地加进这一条款，但可以找到变通的方式。我的办法是到时候允许你回国度假，但离岗期间的工资将被扣除。”我觉得这个折中方案值得接受，于是我便留了下来。第一年暑假我如愿回到莫斯科与家人团聚，到了第二年暑假前夕，我如常向系主任告假时，他却反悔了。我询问他为何撕毁以前的承诺？他振振有辞地反驳我说：“我只特许你第一年可以请三个月的假，第二年就不存在这项优待了。”我既吃惊又愤怒，他怎么可以如此戏弄我呢。我与他争论起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主任说：“你若坚持要走，那你写个请假报告来吧。”三个星期内我写了三份申请报告，每次都被主任退了回来，不予回复。我只得再次面见主任，他表示若我还不罢休就必须写份申请给校方。我立即照办了。三天后我去询问结果，主任说我还得再写一份申请给另一个部门，我二话不说又写了一次。就这样，接下来的两周内，主任曾三次要我重新写申请报告，我都毫不气馁地去执行。终于有天我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主任留下的一张便条，上书：“你的申请已阅。”我叩开主任的房门请教字条上的意思，主任反问我道：“你没看明白？”说着他拿起字条朗诵起来。我打断他说：“您的手谕我已经反复看过了，现在请您直截了当回答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回莫斯科。我认为您单方面破坏我与您之间的口头协议，这是不公平的。”系主任总算看出来我是走定了，我回国后打算不打算再回香港倒是成了个问题。于是他终于放我回家，但要求我承诺度假后一定回来。

    3没有认错的胸襟

    香港大学的系主任一手遮天，掌控着职工的工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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